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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羊皮鞣制工艺 国家级

交城滩羊皮是山西省交城县加工鞣制的名贵裘皮品种,因以陕甘宁和青海地区戈壁滩的滩羊皮为原料而得名。滩羊皮鞣制起源于明代中叶,1937年日寇侵犯华北时因遭破坏而停产,前后达四百余年。
  • 分类:传统技艺
  • 地区:交城县
  • 申报地区:山西省交城县

  • 批准时间:2008
  • 遗产编号:Ⅷ-111
交城滩羊皮的鞣制技艺较为复杂,完全依靠手工操作,有洗、泡、晒、铲、钉、鞣、吊、压、裁、缝等20道工序,鞣制过程中需加入黄糜(和黍同类的谷物)、皮硝、皂角等辅料。生产出的成品精美绝伦,价格昂贵。交城滩羊皮质地细润轻柔,洁白如雪,光泽如玉,毛穗自然弯曲,有的弯曲多达九道。用它制作的男女冬装,轻柔暖和,美观大方,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滩羊毛纤维细长均匀,绒毛轻柔蓬松,富有弹性,也是制作毛毯、披肩、围脖、毛衫等的高级原料。交城滩羊皮以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风格驰名世界,在欧美国家,妇女冬季的服装常以它为材料,显得雍容华贵,时髦而得体。
历史渊源

      动物毛皮制品,早在石器时代就与人类产生了密切的关系。经过鞣制后它的用途更加广泛,衣着服饰如靴帽、手套、袍褂、袄裤;骑乘车辆诸如辔具、鞭绳、鞍缰;军备军装诸如甲胄、盾牌、弓弦;生活用具如箱包、毡褥、坐垫等等,五花八门。尤其在北方寒冷区域,在棉花、蚕茧产量不高、纺织尚不发达的时代,毛皮更是经久耐用的防寒佳品,无论帝王将相或是平民百姓,人人得以用之。
       历史上交城县硝皮业发达,以生产高档名贵毛皮为主,誉满中外,盛极一时。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民政府教育部新版《最新中华形势一览图》介绍交城县说:“土人善制牛羊皮,交城滩羊皮驰名全国。”当年初次脚踏交城的人,都惊讶很多街道路面落有一层白色的粉末,这是从毛皮上洒落的皮硝、黄糜粉末。清末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貂帽、民国军阀孙传芳母亲的“寿裘”都是交城产品。交城毛皮业从原材料供应,加工生产,到产品销售,完全独立自主经营,跨越商业外贸和手工业两大行业,特征显明,别具一格。
       北京大栅栏绸缎布匹商店“瑞蚨祥”,它的毛皮货物也以质地优良、品种齐备而著名。晚清、民国时期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无不以从瑞蚨祥购得的交城皮货为荣。1930年前,瑞蚨祥一直派出干员赴山西交城采集购买毛皮货物,经镖局用镖车押解到北京,气派非凡。当时,四五千元的一件貂褂、千余元一件的海龙领子,最佳的丝猴、银狐、白狐等罕见毛皮货物,在京津每每是唯瑞蚨祥独占。
       交城滩羊皮以其丝长洁白、弹性好、韧性强,二毛裘皮更以色泽洁白光滑、毛穗弯曲成花、轻柔保暖漂亮等特点而蜚声全国。鸦片战争后已是出口佳品,俗称“九道弯弯白二毛”。山羊板皮所制的褥子不仅美观,而且保温隔潮,无论国内或是出口都供不应求。
(一)明清以来
       民国《中国实业志》记述交城毛皮业时写道:“山西以牧羊著称,硝皮业亦随之发达。全省硝皮业之发轫,以大同、交城两地最早,在明末清初之季,已有硝皮场之经营……”。
      明朝定鼎中原,元朝残余势力在退往长城以北的荒漠地带后,并不甘心失败,无时不在垂涎内地的繁荣富饶。虽然明太祖、明成祖或派兵或亲征频频北伐,但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边患威胁。洪武(1368—1398)年间,元残部掳掠扰边10余次,山西首当其冲。朝廷多次命晋王、燕王出塞反击,并备边、筑城、屯田、建烽燧,又派大军40万三路出击蒙古沙漠;从明英宗被俘起,明朝对北部边患变为消极防守,一发不可收拾。此后,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的100多年中,烽火连年,鞑靼兵袭扰攻掠更甚。仅嘉靖40余年中扰边70余次,动辄数万、十数万骑深人腹地,有4次抵达太原城下,甚至包围京师。在东起辽东、西至甘肃数千公里的边界线上终年烽火不息,贯彻明朝始终。庞大的军费支出和后勤供应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明代在华北诸省的北部、长城沿线一带,横贯着一条作为巨大消费地的军政地带,从全国各地以租税的形式收取上来的白银都挥霍在这里了。地处整条战线中段的山西北部,有大同、偏头关、雁门关、宣府、宁武关、平型关等重镇要塞,是历时最久、战事最繁、驻兵最多、消耗最重的地段,明朝150余万军队有很大比例驻扎这里。布匹、棉花、毛皮(皮革)是最基本的军需材料。毛皮“马甲”是将士的主要甲胄,轻捷价廉,抵御刀枪箭矢功不可没。骑兵的马匹鞍辔同样也是大宗军需订货,此类皮革制品,在交城县称为黑皮,归“黑皮坊”经营。发达的畜牧业和优良的水源条件,靠近战地的后勤基地位置与大宗的军需订货刺激,再佐以娴熟的鞣皮技艺和诚信为本的经营之道是促成交城县毛皮业发展的基本因素。
       在交城县加工后的毛皮产品,北上供应塞北诸镇,东运供应蓟辽边陲,西渡供应陕甘戍军,南下供应中原市场,展示了它的优势条件和顽强的生命力。
       清朝开国,禁止民间养马,对交城山区农牧民是最直接的打击,因而酿成了交山农民运动新的高潮,爆发了王显明等领导的农民起义。硝烟未散,踌躇满志的交城知县赵吉士(1628—1706)对稍有恢复的毛皮生产又采取敌视态度,他在康熙九年(1670)五月初八写给上级的报告《牧爱堂编·一件申请宪禁事》中说:“乃有一种贩皮之人,不列保甲,莫查户籍,自称京客,声言旗下伙计,怀万千之重资,合三五以成群,始犹借寓假店于关内,今则比屋杂处于城中。人山买皮,骡驮车载而至,从不纳分文官税,谁敢稽其来历?数百游民为之硝洗,腥秽满城,酿为瘟疫。”言简意赅,赵吉士短短数句,颇称完整地勾勒出当时交城毛皮业的全貌。从这里可以看出:(1)外来的投资者;(2)资金情况;(3)生皮来源及运输方式;(4)从业人员及数额;(5)政策排斥而放弃税收;(6)环境污染情况;(7)“比屋杂处”的作坊规模。清代初期,交城县向朝廷礼兵工三部“起解”财税物品中有羊价、北羊、胖衣、翎毛、麂皮等物,均与毛皮业有关旧。其中“胖衣”一般理解为棉袄,但交城棉花生产实属有限,或以毛皮代之。
       康乾时期,是交城毛皮业、商业大发展的时期。交城商人已远赴沈阳、吉林等地进行商贸活动。并且在生皮资源地开坊生产,向外输出技术和劳力,避免长途贩运之累。乾隆中期,交城知县庄绳祖(1717—1791)对毛皮业大力扶持,深受从业者的拥戴。在他的墓志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交城县的记载:“县故产羊皮及白鹰,大吏皆岁征之。然白鹰实不数见,前官于羊皮多减值,浮取白鹰,则克期令山民分捕,民竞纳赇乃免。君至,给羊皮民价,而白台使革取鹰之敝。” 乾隆后期,交城县毛皮业已成规模生产。
       据《中国实业志》记载,交城这个当时只有约10万人口的小县,100余家皮坊,高达万人的从业人口,不能不说是一支庞大的工商业大军。“本业发达时期,在光绪二十一至二十四年之间。其时皮货国外贸易兴旺,交城、大同两地每年销售总值各在百万两以上,交城硝皮庄由10余家增至100余家,大同由10余家增至80余家,可谓晋省皮货业之黄金时代”。据《清宣统外务部开埠通商档》统计,光绪二十八、二十九两年间,仅英、德两国7家洋行通过平定县槐树铺厘卡运往天津口岸的交城皮货,品种有羊绒毛、驼毛、生熟皮、滩皮、羔皮、羊皮、皮袄、皮褥、杂皮等;数量统计各是:833包,962件,73440张。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一份统计,当时来往交城等地采购皮货的各国洋行名称有:德国瑞记、顺发、礼和、鲁麟、瑞丰、禅臣、克罗斯、世昌、志诚、地亚士、美最时、德义、乾昌、兴隆14家;英国高林、平和、太古、良济、隆茂、仁记、德隆、明义、新泰兴、聚立、普尔、仁泰、涌玉、华泰14家;美国德泰、德记、茂生3家;法国拔维晏、立兴2家;日本三井1家;荷兰恒丰1家。
(二)近代以来
       辛亥革命发生,全国各地烽烟四起,帝国主义列强气急败坏地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英国使馆向清外务部提出外交照会说:“现值中国扰攘之际,与在津英商利益有深重关系,应请外务部注意。查在津洋行六家……共有货物值银四百万两。”其中就有在交城采购待运的皮货和棉花,价值白银八万余两。“1919年……全县皮坊已发展到120多家,皮店16家,同定_丁、临时工达1万余人;每年熟(鞣)制‘滩二毛’60多万张,裁制大褂8.5万余件,产值250万元(银圆)加上滩羔皮和其他杂皮,年总产值达310多万元。其中尤以公盛源、隆和元、四合源规模最大。”如此巨额数字,甚至超过了1935年国民政府《中围实业志》认为光绪中期是最高峰的统计。民国十三年(1924)十月直奉战争,郑州黄河铁桥被断,京汉铁路瘫痪,运往汉[方向的皮货大量积压,交城毛皮业、金融业遭受沉重打击。
      1930年的蒋阎冯百万大军中原大战,以阎冯惨败告终,蒋介石的中央势力控制山西。战争开始时,山西省银行为阎冯70万军队筹饷,滥发纸币,山西物价飞涨;阎冯战败后,晋钞亦随败军退回山西。市场商品被抢购一空,通货膨胀,金融极度混乱,给山西带来严重灾难。新的执政者“使出千奇百怪的手段,到交城大肆搜刮钱财,县商会出动了商团为其效劳,他们捆绑了隆和玉等皮坊掌柜,逼迫其交纳税捐。一夜之间,隆和玉、隆盛昌、隆盛裕三个大皮坊和隆盛皮店、隆盛元钱庄同时停业。按照1935年只有38家皮坊的统计,中原大战的失败给交城毛皮业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交城皮坊锐减为15家,其中从清代延续下来的只剩4家,其余都是中原大战以后新建的。民国二十一年(1932)阎锡山东山再起,大力振兴“西北实业”,交城毛皮业获得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山西毛皮的产额,羊皮为90万张,牛皮为25万张。集散状况是:……中部的毛皮,则集中于交城,在交城县鞣制一部分,供本省之需,余则经榆次转出省外……”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对走关东的晋商是致命打击。从1932年元月至7月1日的半年中,从山海关一路涌人关内的晋人为17万,约占关东晋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仅清徐县王答村一年内返乡者为298人,远比交城县的义望、阳渠两村返乡者要少。这已经意味着关东晋商大批工商业的倒闭和资金的损失,这也是紧接中原大战后晋商的又一劫难。虽然后来有阎锡山振兴“西北实业”的实施,交城毛皮业尚能苟延残喘,而到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交城毛皮业就被彻底摧毁了。战火硝烟,交通断绝,生皮无源,产销无路,资金枯竭,员工逃亡。一年之中,交城县鳞次栉比的皮坊、皮店、钱庄银号灰飞烟灭,倒闭殆尽。最后倒闭的百年老字号“四合源”皮坊,凭借其雄厚的实力挣扎到1940年前后,最终也“寿终正寝”。
      1938年7月1日,日本侵略军颁布命令,垄断一切毛皮产品,这是给陷入绝境的毛皮业又一道催命符。太原开办“皮毛组合”工厂,失业的交城毛皮工匠纷纷前往谋生,全厂200多人大部分是交城人,工头也是交城人。1939年2月,日军又在交城、汾阳两地设立“皮毛合作社”,强制收购晋西16县的羊毛,开展“以战养战”军需生产。他们对山西盛产的煤、铁、羊毛、毛皮等战略物资垂涎已久,早在战前就进行过周密调查:“中部和南部方面的皮货,全部集中到交城、新绛地区,然后送到榆次,进而沿正太铁路运出省外。经榆次运送的皮货,一年达五百万斤,价值一百余万元。”“交城的皮货衣类也很有名,年产额达二三万五千件,价值八十万元,几乎全部输出省外”。对于战略物资的羊毛,侵略者的掠夺是惊人的,仅1939年4月至次年3月不足一年里,就从交城县运出7066公斤。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使交城毛皮业彻底破坏,万人失业,县域经济损失惨重。1950年前后,在交城城关六街,仍可到处看到破败空闲的皮坊院落、棚舍、晒皮场、泡皮池,遍地狼藉的瓮缸和钉板。坐落在南街胡家街的“吉庆永”皮坊,资本38366银圆,是民国时期交城县资本最雄厚的皮坊,也是最早倒闭的皮坊:解放战争中,吉庆永皮坊竞被国民党阎锡山军队66师、72师骑兵用作马厩。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
      1948年,仍有60余名毛皮匠在鞣制、裁缝黑白老羊皮筒。
      1952年,四合源、传记皮坊泡制滩羊皮5000张。裁制大小皮衣数百件,销于天津市场。但因生皮无源,翌年停业。
      1954年,7名老毛皮工匠组成合作小组,年鞣制黑白羊皮2.5万张,产值2.1万元。1956年,成立手工业毛皮生产合作社,有职工53人,裁制皮大衣371件,皮褥35条,产值18.5万元。1962年有职工95人,鞣制绵羊皮11.32万张,裁缝皮大衣、皮裤及兔皮服装2828件,兔皮褥子8798件,电工手套5757副,产值达62.74万元。1965年,兔皮服装、褥子外销日本、苏联、西德和香港等地,博得好评。1966至1970年,交城毛皮厂有职工115-148人,共生产绵羊皮66.19万张,羊皮大衣、皮裤,兔皮服装、褥子61727件,皮手套34948副。产值362.32万元。1975年,全厂职工213人。鞣制绵羊皮27.19万张,生产皮大衣15882件,兔皮褥子361960件,产值150.17万元。1979年,职工228人。交城毛皮厂绵羊皮及绵羊皮大衣在全国毛皮行业会上被评为质量第一名。年产羊皮大衣20171件,兔皮褥子600410件,兔皮服装5929件。产值185.91万元。获“山西省优质产品”称号。1983年,皮货产品滞销积压,亏损5.3万元。1984年,停产半年,亏损12.88万元。实行个人承包,承包组长李增林,副组长李万成、逯翻生。生产绵羊皮大衣、兔皮褥子、兔皮服装7456件,盈利2.6万元。 1985年,职工183人。生产皮大衣3729件,兔皮褥子30287条、兔皮服装2345件,产值140万元,盈利4.99万元。20世纪80年代动物毛皮逐渐被物美价廉的人造毛皮所取代,市场逐渐萎缩,产品向革制品转化。90年代,国营交城毛皮厂倒闭。目前,交城滩羊皮老技工年龄最小者已在65岁,后继乏人,濒临失传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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