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汾孝秧歌是“下里巴人的把戏”，它并没有引起官员和文人士大夫的注意，所以没有具体的参考文献。近些年来，随着汾孝秧歌的普及和发展，其生存空间正在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它，但是它的起源与形成还存在诸多疑问。起源很难证明，只能在一些民间传说以及相关文字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证实。关于汾孝秧歌的历史渊源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说为“插秧说”，“秧歌是中国农民在从事集体的农作劳动中，为了统一动作、减轻疲劳、增加速率，而集体创作出来的”。这一结论从起源学上对秧歌进行解释，即秧歌是插秧之歌。从劳动论的角度来说，农民在耕种的过程中产生了秧歌。

一说为唐代宫廷舞演变而来之说，汾阳城以西栗家庄、堡城寺曾是汾阳王郭子仪的饷田。堡城寺村历史上也叫郭太尉庄。郭氏家族中饷田的经管人，由长安来到汾阳后，将宫廷中流行的打击乐舞传到了栗家庄，并由此发展为汾阳地秧歌。汉以来，民间流传一种踏地为节，边歌边舞的“踏歌”。“踏歌”在唐代分为两支，一支在民间流行，另一支被加工成宫廷舞蹈。

另一说为歌颂梁山好汉之说，相传北宋时期，河北猎户田虎占据汾州、平阳、潞安等五州五十六县。在汾阳起造宫殿，设文武官员，冒称晋王，与北宋分庭抗礼。宋江、卢俊义等梁山好汉曾来汾平乱，汾阳人民仰慕梁山好汉的侠义，于是在当地流传的秧歌中加进了许多歌颂梁山好汉的内容。演员的角色、造型、服饰、道具均于梁山英雄好汉挂起勾。反映了汾阳人民崇尚习武的传统，揭示了地秧歌与武术的渊源关系。

还有一说为祭神禳瘟之说，这一说法源自汾阳地秧歌演员的脸谱常常绘有蝎子、蜘蛛、蜈蚣、蛇、蟾蜍“五毒”的图案。汾阳地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易遭虫灾祸害。每年人们都要举行专门的活动，祈神求雨，禳除虫灾。在这些酬神赛享的活动中，人们将灭杀的蝗虫等尸体送入田间埋，并以舞蹈的形式，以示神圣，表达希冀。

在明代晚期，汾阳地秧歌已经形成了，而且不再是以舞为主的形式，已开始在平地演唱。20世纪20—3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汾阳地秧歌最活跃的一段时期。当时活跃在汾阳、孝义一带的秧歌班不下20个，其传承以自愿为特征，为社会松散型组织，并非家族性传承。当时收徒授艺、学唱秧歌非常盛行，以胡银兆（艺名一根胡）最有影响，跟他学唱艺的徒弟很多。汾阳三泉镇任家堡的朱氏兄弟（艺名五宝、六宝）组织了秧歌班招徒授艺。抗战时期，汾阳磕板秧歌的演出一度停止，一些秧歌唱手即兴编词，宣传抗日，多用旧调编新词，如《八路军威名震天响》《抗日领袖人人都爱他》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汾阳地秧歌成为人们庆贺丰收、欢度佳节的文艺形式。20世纪50年代，汾阳县文化馆多次召集汾阳磕板秧歌演唱骨干进行培训，并对武场地秧歌的音乐和服装进行改革，组建“汾孝秧歌”队，1961年汾阳罗城大队地秧歌队参加了山西省民间文艺调演，武场地秧歌首次被搬上了舞台，为了适合舞台调度，对原来“掏场子”套路作了较大的改动，使地秧歌的面貌焕然一新。文革期间汾阳地秧歌曾一度衰竭。文革结束后，再次复兴。这一时期全市近200多个村庄有地秧歌队，也曾有过一个村就有十几支秧歌队的红火景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汾阳地秧歌的演出活动越来越困难，许多秧歌班纷纷解散，只有少量村落中的秧歌班进行磕板秧歌的演出。直至2005年后，汾阳文化局开始了对汾阳地秧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民间艺人大部分不是以专业从事地秧歌为生的。传承的主要方式一般为三、四个月，大多在冬季农闲季节传授。学艺的人可同时拜多人为师，也可以在旁边 自学。因此地秧歌的师承关系也就少有纯粹的“一脉相承 ”而是呈网状的交织传承。

图2 汾阳市演武镇中心小学传习基地

根据各不相同的服装、动态、性别和乐器，它可具体分为三类角色人物：舞棒者、击锣者以及腰鼓手。每个角色由四人组合扮演，舞棒者和腰鼓手由男子出演，击锣者由女子出演。他们的名字与他们所持的道具有关。这三种角色的服饰均借鉴了戏曲的服饰，都是丝涤材质，但颜色和风格不相同。武场地秧歌的角色分工明确，演出时间较长，场面热烈，气氛活跃。

武生：舞棒者，传说是武松的化身。头上的戴有与武士盔甲模样的冠，后面戴有沙梭布折叠成的装饰，前面带有额子，且身着剪贴有日、月、云图案的黄色或绿色衣裤，腰间系着蓝色的腰带，脚穿黑色布制料靴子。这身装扮类似于戏曲中的王朝、马汉，浑身都透着一种英武豪迈。

小旦：击锣者，装扮艳丽，也有装扮为女兵者（过去为男扮女装）。穿着艳丽的上衣，袖口、领口以及长衣的下部都有对比色图案点缀，腰间系有小围裙，小围裙的颜色与衣裤的色调一致。且穿着一双绣花彩鞋，楚楚大方，很是动人。

花脸：腰鼓手，滑稽有趣，戴着一顶尖头毡帽上面镶有不同颜色的绒球，身穿黑色衣裤且绣有白色云团与舞棒者服饰上的图案一致，腰间系着白色的片带，衣服的下摆有彩色的流苏，脚穿黑色的快靴。

图4 汾孝秧歌扮相

汾孝秧歌乐队最初是12人，4个小鼓、4个花棒、4个小锣。还有一个大锣、一个大鼓和一个马义镲。广场大型表演在最初12人的基础上，按照12的倍数增加。

作为道具的乐器有花棒、小锣、腰鼓。外围烘托气氛的乐器主要有大锣、大鼓、饶钹和亮锣。花棒由两根长30厘米，直径为3厘米的枣木木棒削制而成。小锣形似晋剧小锣，直径20厘米，发音尖怪。腰鼓又称“花鼓”，长33厘米，口径为15厘米。外面的大锣口面直径为40厘米，锣边宽3厘米，发音低沉，音色洪厚。大鼓种类不一，大小不等，全由秧歌队的建制而定，参与的人多就用较大的鼓，参与的人少就用较小的鼓。饶钹的大小规格不定，只要求两付饶钹音色不同即可，为的是在演奏中形成对比。亮锣的口径约25厘米，发音要“苏”，它在其中起间奏的作用，听起来欢快活泼。

图5 汾孝秧歌道具：花棒

图6 汾孝秧歌道具：小锣

      汾孝秧歌初期以民间歌舞形式在平地上进行表演，故称“地秧歌”。后来逐步发展成以舞蹈为主的“武场地秧歌”，和以唱曲为主的“文场地秧歌”两种形式。

“文场地秧歌’逐步向戏曲发展，形成地方小剧种。

       武场，俗称“掏场子”，是揉武术、舞蹈、音乐为一体的广场艺术；文场，即戏曲表演，一般仅有两至三人，故事内容简单，以唱为主，无道白，不配丝弦，又称干板腔秧歌。唱腔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四六句子”，结尾加“哼”、“嗨”等虚词；另一种是“七字句”、“九字句”、“十字句”的大唱段及一些移植唱词。剧目以民间生活小戏为主，同时又改编了大量中路梆子戏目，当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三娘教子二进宫，状元祭塔下河东。正德戏凤别窑，二娘写状挑袍。”曲调种类多样，有秧歌板调、民歌小曲、西曲调、数念杂说等。唱词有传统，也有改编，并且能够随时随地即兴创作，艺术构思巧妙，语言形象风趣。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汾阳市文化局和吕梁地区文化局联手就汾阳地秧歌的内容、仪式及传承情况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收集整理工作。经过实地走访汾阳各个村落 中的典型地秧歌传承人，搜集整理了关于地秧歌民俗项目的原生性资料，于1981年12月整理编印《汾孝地秧歌》一书，第二年该书被山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艺术辅导》进行了转载。自此，汾阳地秧歌在历史上有了专门的“文本记录”材料，而不再是旧社会只有下里巴人才热衷的把戏。且在2006年，汾阳地秧歌被评为了山西省非遗保护项目，2019年又成功入选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名单。

1992年冯家庄地秧歌队代表山西省参加了“第二届中国沈阳国际秧歌节”并荣获表演奖，同年地秧歌队还前往深圳参加了中华大庙会民间艺术精品展演。
2006年，汾阳地秧歌被评为了山西省非遗保护项目。
2014年，汾阳市文广新局主办的“活力汾阳·百姓大舞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活动在汾阳市城市广场举办，汾阳地秧歌进行了表演。
2017年9月28日，“2017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在山西省汾阳市开幕，汾阳地秧歌在开幕式上进行表演。
2019年又成功入选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名单。
2019年9月13日，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晋陕甘宁秧歌舞创新人才培养》在山西大剧院小剧场举行汇报演出，演出节目包含汾阳地秧歌为元素的《对·话》等。
2020年10月，孝义秧歌研究会编排的汾孝秧歌小戏《秧歌迷》亮相在昆山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江苏省政府主办的“2020年戏剧百戏盛典”，在此次全国性戏曲盛会中进行了剧场演出和下乡巡演交流，展示了汾孝秧歌作为地方特色的非遗艺术。

图10 汾孝秧歌《秧歌迷》剧照